“桑田岛时间”特别节目 解读2022数字化转型的十个真相

当前，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家战略。而随着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政府等主体的转型升级的需求和内生动力得以有效激发，数字化转型进程正加速驶入快车道。然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技术开发、业务流程等众多方面，并非一蹴而就，进入2022新一年，转型仍有疑问待解。

近日，华为云联合财新网打造了“桑田岛时间”特别节目——寻找2022数字化转型的十个“真相”，邀请到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长何宝宏，华为中国区副总裁、华为云中国区总裁张修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数字转型首席战略官车海平，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何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钟正生，河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营销策划中心负责人王春阳，知名科普UP主所长林超等10位产学研媒大咖，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焦点问题，各自从不同角度分享了独到的见解。

问题1：宏观经济面临三重压力下，数字化转型会不会减慢？

单志广：在当前形势下，数字化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是坚定的，即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趋势、必由之路，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也是现实的：既是自身脱困蜕变、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也是面对外界急遽变化、提高适者生存能力的现实动力。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一是从“技术应用”向“数字重构”转变，解决“业务”而非“管理”问题，利用数字对传统业务、管理、商业和服务模式进行“重构”；二是从“提升效率”向“提升价值”转变，以“数据”而非“流程”驱动，利用数据发现价值、提升认知能力、拓展对产业变革洞见能力；三是从“系统思维”向“数据思维”转变，以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聚焦于商业模式和平台运营。领军企业要发挥“头雁”效应，利用自身优势打造成功样板，分享可借鉴、可复制的模式经验，并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提供普适化、优质化、专业化的数字化转型服务。非领军企业则要科学设计数字化转型路径，着眼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借助领军企业的引领和帮助，务实高效提升自身数字化水平。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

张修征：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正是“解压”的关键，用技术和方法的确定性对冲环境的不确定性，才可能实现更“稳”。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不单不会放缓，反而会因此加速。数字化转型正是“解压”的关键。越是艰难，越有变革的必要性。有远见的企业负责人，遇到外在环境的压力时，会反周期投入，主动抓住机遇，引入数字化技术服务于自身业务发展，实现效率倍增、质量提升，构建和放大差异化竞争能力，在生存竞争中实现脱颖而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核心主线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如何实现？用技术和方法的确定性对冲环境的不确定性，扛住压力，才可能实现更“稳”。这在全球数字化转型先行者的身上非常明显：2018到2021年期间，全球8300家标杆企业中，全面拥抱数字化前10的企业，比后25的企业，营收增速快了5倍，这个差距还会持续扩大。

所长林超：供需压力会加快数字化转型，预期压力可能拖慢企业数字化转型投入。这里说的三重压力得分开讲，分别是需求、供给和预期。其中需求和供给层面的压力会倒逼企业需要更加积极的思考降本增效，这也会给数字化转型带来更迫切的需求。所以，前两重压力不仅不会让数字化转型减慢，反而有可能使它加速。尤其是对于产业的头部公司来说，因为压力可能使得他们所在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变高，让他们更愿意大胆的投资降本增效和产业升级的转型。降本增效的问题也得结合第三层压力，也就是预期来看。预期的压力会使中小企业倾向于减少不能直接带来盈利的投入。这可能会对专注于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公司，带来业绩挑战。

问题2：在以科研创新促进数字化的道路上，如何兼顾国家战略支持和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黄益平：正如在任何经济活动中都存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一样，在以科研创新促进数字化的道路上，国家战略支持与企业创新主体之间也应相互配合。一般来说，政府可以着眼长期性的、战略性、基础性的科技突破，这些任务很难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来完成。但技术的应用与落地最好主要交给企业来完成，企业离市场更近、了解消费者需求、激励机制也更加灵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民营企业已经在我国的创新活动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些民营平台企业更是在数字化进程中一马当先。只有很好地保护、支持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积极性，创新才有希望，增长也才有可能持续。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肖耿：创新和科研的挑战都是不确定性、不可预测、不可计划，而且失败率太高，因而需要一个既能激励企业家与专家冒险，又可以管理系统性风险的机制，其中最关键的是构建能吸引高质量的投资人才的市场制度生态环境。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软硬基础设施，营造有吸引力的生活与营商环境；而创新与科研的大部分工作还是要靠市场主体，以及相互间的有序竞争。数字经济的特点是交易成本几乎为零，数字平台几乎都具有“自然垄断”特征（边际成本接近零，赢者通吃）。这就意味着政府往往需要人为地提高准入门槛与合规标准，来保护现有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本质上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目的是找到一个既能激励创新科研，又能维护市场公平与稳定的制度生态环境。我们需要认真考察、借鉴、学习全球的经验，包括香港的经验。

钟正生：中国推进数字化转型，是政策引导下的市场化行为，需要厘清政府和企业的责任边界。国家战略支持应主要体现在：适度超前进行“新基建”建设。加快推进5G、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明确数字化转型顶层“路线图”，促使企业主体形成技术攻关和数字化转型之合力；打造支持数字化转型的投融资环境、体系化的人才培养、数据安全监管、合作沟通生态平台搭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应区分层次：头部大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自身率先实现数字智能化后，推动上下游企业供应链协同，进而成为搭建生态平台和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中小企业则应侧重于个性需求和场景、产线等细化领域，广泛参与分工、激发主体活力。短期内，可以工业设备和业务系统上云为突破口，形成轻量级、低成本的数字化平台。

问题3：国企如何发挥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作用？

王春阳：国有企业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相对滞后，必须奋起直追，后来居上。国有企业主要分布于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鉴于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具有强大的“渗透”和“赋能”作用，因此产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国有企业必须发挥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作用。在这种背景下，2020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就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做出了全面部署，要求国有企业引领和带动中国经济在数字化变革中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这个政策文件将会全面助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进而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进行全面的“赋能”。

河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营销策划中心负责人王春阳

黄益平：在消费互联网高速发展地浪潮中，国企鲜有亮眼的表现。不过大部分国企规模大、历史悠久、产业链条长、业态丰富，上下游的合作伙伴非常多，如果能够抓住下一波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浪潮，应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但国企的数字化转型面临许多困难，但最大的挑战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数字化不是简单地把一般分流程搬到线上，而是用数字化的思想融入到企业与产业的组织与经营中。但这对国企传统的组织方式与经营机制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比如能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国企等级森严的决策机制。

钟正生：应尽快在国企内部培养数字化转型的意识，着力解决内部协同困难的问题。对一些传统行业的国企，数字化转型属于生产经营方式的重大改革，中间可能存在部门间的利益协调难题，需要国企一把手、领导班子中的分管领导沟通解决。对于国企数字化系统的采购者，应多听取和参考系统实际应用者的意见，避免系统供、需不匹配的问题；并根据业务分类和数字化转型需求，合并同类项做标准化处理。数字化转型是国企生产方式的变革，不同企业、相同企业不同业务的转型路径不一，应遵循“一企一策”、“一业一策”的原则，稳步推进国企数字化转型。若数字化转型过快，除产生“沉没成本”和低效率外，问责机制下还可能让数字化转型从过快推进，转向保守和踌躇不前。

问题4：上云、用云是不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经之路？

张修征：每个行业都在做数字化转型，但行业间存在的客观差异及同一行业内不同客户发展的不一致性，导致行业数字化的内涵和需求的差异化。行业数字化的程度，可由浅入深可分为五个典型的层次，即信息化增强、场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数据资产化和数字化变革。第一层是信息化增强，主要是实现计算、存储、网络资源的有效管理，引入ERP、SCM、CRM等IT应用；第二层聚焦局部业务场景的数字化，云管边端协同，实现IT和OT局部融合；第三层是业务数字化，建立企业级数字平台，主业务上云、打通数据孤岛，通过流程驱动跨业务领域的咨资源协同；第四层是数据资产化，建立数据治理体系，人工智能辅助决策，优化价值业务流，实现业务创新；最高层次称为数字化变革，即企业确立整体数字化变革战略，一把手牵头，从上之下，实现数字化手段驱动业务、组织、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变革，进行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创新。通常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逐级演进，过程中逐渐提升数字化素养，以确保其业务平滑发展，但也存在跨级演进的可能。对企业而言，云的本质仍然是工具和平台，上云用云是基础不是关键，企业要根据自己所处的阶段和需求具体考虑，不用“人云亦云”，找到束缚业务发展的核心问题和最优解决路径才能“对症下药”。

华为中国区副总裁、华为云中国区总裁张修征

何宝宏：上云是现实而不是趋势，痛点说明云计算距离“好用”还有差距，行云还无法像流水般丝滑，PaaS和SaaS等于业务关系密切的云服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需要云企业与客户深度合作，共同克服。这些痛点，是每个企业都会遇到了，也是数字化转型淘汰赛的一部分，不能克服这些问题的企业会被历史所淘汰。

何帆：上云、用云并不是企业数字化的必经之路。从智能制造的进程来看，第一步是数据化。第二步是数字化。第三步是智能化。数据化是要获取生产数据。数字化是要用数据来做分析和判断。智能化是在生产过程中逐渐由人工智代替人来做决策，形成一种人机协作的新机制。制造业又分门派，不同的门派风格迥异。离散制造是组装加工，流程制造是通过不间断的化学反应或物理变化，把原料变成另一种产品。造汽车的、造手机的、装电脑的，都是离散制造。化工厂、炼油厂、发电厂、水泥厂，这是流程制造。离散制造中的组装和加工又不一样。把五个拼成一个，这是组装。把圆的变成方的，这是加工。适合离散制造的工艺和生产组织方式，不适合流程制造。流程制造一开工就停不下来，要随时监控各种控制参数，生产连续性更强，需要更高水平的自动化。熟悉生产过程和生产工艺，才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条件。

问题5：2022年，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是否会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大挑战？

车海平：企业信息安全至关重要。企业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时刻产生数据，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市场竞争力等，其安全保护也需要相应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来保障。与此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数据、信息、模型、软件、服务等数字生产力要素，沿着数字生态中的价值闭环业务流的无界流动，是产生新业务、新供给、新价值的基本动因和深层保障，也在牵引相应要素互联互通互操作机制的完善。企业数字转型需要穿透企业内部门边界以消除数据孤岛，从而在企业内部积累共性服务。而云上数字平台及其生态，以数据流动性促进知识生产和使用的经济性，将是最重要的形式。所以数据要素等数字生产力载体，既是企业差异化竞争力的重要资源，也会是企业所处生态整体产生协同价值的重要资源。当然这两个层级的资源所指涉的具体数据对象不一定是相同的。数据既需要有明确其权属的确权性机制，也需要有激励其价值转化及创造的流动性机制。数据安全保护和数据流动激励，是数字转型的重大挑战，更会是重大机遇。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数字转型首席战略官车海平

单志广：当前，支撑数字化转型的平台系统日益走向硬件集中、数据集中、业务集中，集中化、集约化成为发展主流，这固然有利于实现信息资源的高度集中和共享，而信息资源越集中，信息安全风险也越集中，信息安全保障也越重要。应坚持“以安全保发展，在发展中求安全”“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的理念，不断提升云计算系统的安全、容灾、容错、抗毁和可持续生存能力，提升云计算系统对用户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要求。随着应用的发展，集中式的云计算安全保障体系将不断完善，云安全将成为云服务的重要优势和特征。

黄益平：过去我国的数据保护政策框架不健全，这一方面为许多依托于数据的创新活动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但同时侵犯隐私、损害个人权益的现象也十分普遍。现在政府大力加强数据保护政策，十分必要。对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来说，这确实会在短期内造成一些不便、增加成本，但从长期看，这才是可持续的做法。从政策的层面看，有必要在数据保护和数据效率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保护不足，很容易造成混乱局面。保护过度，也容易扼杀创新。从企业的层面看，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以积极地运用一些诸如联邦计算等技术，既能较好地保护数据，同时也能很好地发挥数据的效率。

问题6：复制互联网模式和经验能否加速产业数字化进程？

何宝宏：数字技术大多是公开的、公共的和技术性的，而行业知识经常是潜在的、碎片的和社会性的。这会带来数字技术的扩散速度明显快于行业知识的扩散速度，传统行业里的专业人员掌握数字技术的速度，会明显高于数字行业里的专业人员掌握行业知识的速度。以互联网和云计算等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因为自身数字化的先发优势和所拥有的数字人才的稀缺性，短期看会占优势。但从中长期看，近年来从传统企业的信息部门独立出来的一批科技子公司，虽然目前在数字技术等方面还相对不强，但其所拥有强大行业知识是传统科技公司很难掌握的，他们更了解和贴近市场需求，因此很可能会成长为数字化转型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长何宝宏

何帆：移动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应该迎来万物互联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单纯复制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模式，无法加速数字产业数字化进程。移动互联网主要面向终端用户，更容易搜集和分析相关数据，拥有大数据，就可以直接开发商业模式。移动互联网时代还表现出头部企业最终胜出的特征，新型的互联网巨头企业市值规模大大超过传统企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资本的周期和行业的周期恰好可以匹配，资本希望很快赚到钱，而移动互联网企业的崛起速度很快。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特征是云，那么数字化转型之后的万物互联的特征就是“渠”。天上有云，云能博雨，这还不够，要想挖渠，就要了解地形、水文，还要俯下身子，动手干活。数字化转型，需要对制造业的生产环节、生产工艺有更充分的理解，而且需要有更大的耐心，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

张修征：过去几年，“互联网”一度成为高科技的代名词，也因此衍生出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产业发展理念。这些理念的核心是用互联网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来改造传统产业，在媒体、教育、金融、政务等2C为主的产业领域，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我们认为，对于以工业、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企业来说，“互联网”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数字化”，互联网在数字化中会发挥作用，但不是全部。对很多产业而言，数字化的本质是一场变革，是对业务、流程、管理的重塑。在我们看来，“数字化企业”的共同特征，主要是简单、高效和智能，能为企业内外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ROADS”化（实时、按需、全在线、自助和社交化）的体验。数字化企业中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都将联接在一起，企业运营透明可视、风险可控，业务流程高度自动化，实时决策高度智能化。产业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必然离不开过去互联网积累的能力，但也更需要千行百业的转型经验，有技术、有工具、有经验才能真正地加速产业数字化。

问题7：高科技企业应该在强链补链、健全产业链的关键议题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钟正生：高科技企业作为创新先锋，需要发挥“引路人”的职能，保障产业链安全。高科技企业引领的产业链数字化是“十四五”时期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在双循环的大背景下，提升我国产业链的先进性、完整性、稳定性显得愈发重要。高科技企业可以发挥“引路人”的作用，主动寻求与产业链中居于核心位置的链主企业进行合作，由点及面地推动全链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高科技企业也应从产业链整体的视角出发，聚焦产业链条中的短板，提升产业链整体的协同能力，以此保障产业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钟正生

车海平：产业数字化是实体经济各部门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行业生产力的过程。各行业在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演进过程中，传统产业链中的各生产力要素供给主体，需构想自身在价值链网（价值网络）的生态演化中的分工定位和协同依赖。高科技行业作为数字技术供给方，在探索为行业生产力升级的各类主体，如行业原材料构部件、行业生产装备、行业业务流软件等提供方，要提供易使用、易协同的数字生产力要素的供给赋能，让传统行业的产业链条在行业数字化进程中，高效开展补链、强链及延链、拓链的产业升级，高效构筑基于各类行业数字平台，尤其是供给侧数字平台的行业价值闭环。在行业数字化进程中，链主企业及全链条各环节主体企业将充分利用以云、5G、AI及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有效推进各类供给品（包括材料、生产装备、行业软件、主供品等）解构与建构的螺旋上升，以行业价值创造流为主线，全链各方的产品及客户生命周期经营将多维度动态交织起来，多方主体协同升级进入价值网络中的数字生态。

何帆：目前，政策支持的“专精特新”企业，就是为了强链补链、健全产业链。从这一政策能够看出，高科技企业不一定是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科技兴国的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过去几年，中国的制造业企业面临着各种挑战，从贸易战到新冠肺炎疫情，从原材料价格上涨到极端天气，这使得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风险意识大大加强。为了应对挑战，很多企业开始考虑自己的备胎计划、风险管理策略，这使得供应链管理的难度大大提高。经过这一轮挑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真正竞争力将是抗风险能力最为强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沿着重要产业的重要生产环节，重新打造供应链体系。这给自主研发企业带来了新的机会。如果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的理想是成为“独角兽”，那么在数字化转型时代，企业的最佳定位就是“专精特新”。

问题8：产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成为实现2022年节能减排目标的主要手段和推动力？

肖耿：节能减排的关键是更清楚、更精确地看到过去隐藏的各种有害排放，而数字化是必不可少的手段。PM2.5指数目前已经普及，唤醒了大众对空气污染的认知，激发了城市、企业、家庭绿色发展的意愿与期待。但从物理层面及技术上将隐藏的各种复杂的无效率及有害“碳排放”精准地、广泛地暴露出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发现、测量、及确权“碳排放”是减少碳排放和进行碳交易的必要条件，但它们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需要政府高度重视。一旦可以精准地测量及公布隐藏的有害“碳排放”，与其相关的减排技术也会涌现。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

何宝宏：本人非常看好液冷技术的应用前景，制冷方式的转变，一方面是节能减排的需要，另一方面可能会重构IT系统的设计架构，包括数据中心、服务器和芯片的，因为在高密度计算的场景下，散热已经成为制约硬技术进步的关键性要素，传统的风冷已经扛不住了。

车海平：产业数字化与双碳战略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在能源供给领域各行业及能源消费领域中减排预期贡献当量大的相关行业。这些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其达成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总体上看，相关行业按其双碳战略的落实路径，数字转型分别在行业/企业的管理降碳的维度、基于既有工艺流程和装备条件下通过行业数字平台提高节能减排共性技术和服务供给成效的维度、利用数字技术代际升级行业生产设备（含工控系统）和行业软件/生产业务流的智能化以实现基于新能源结构和新材料/工艺的新生产模式实现节能减排代际升级的维度，依循各自推进节奏分别来做出贡献。

问题9：城市数字化会不会在2022年迎来发展理念上的大变化？

何帆：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速了中国城市数字化的进程。防疫抗疫的经验表明，技术创新将加速组织创新。把底层的数据打通，城市数字化就能把公共服务的不同细分场景整合在一起，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增加百姓的满意程度那些走在大数据技术应用前沿的政府，正变得更像电商。政府熟悉的是治理，电商熟悉的是运营。这之间的差异何在？治理的思路是：你来找我。运营的思路是：我去找你。治理的思路是：如果民众遇到了问题，可以向政府提出诉求，政府会对民众的诉求作出回应，并尽可能地按照高效、公正的原则解决这些问题。运营的思路是：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对市民进行“顾客画像”，提前发现问题，然后按照智能化、定制化的思路去处理这些问题。在“市民码”的背后，你能看到，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思路是一样的。政府会日益意识到，市民是客户，是要服务好的资源。在面对民众的时候，政府会有更多的“用户意识”。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何帆

张修征：当前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还需要思考和解决机制与模式的挑战：如果信息化的过程忽视了智慧城市中涉及到的人文内涵和治理理念的升级，会导致思想与实践无法匹配。因顶层设计的缺失而造成局部发展不均衡；因数据协同弱而导致业务协同困难；因体系化不强、机制保守而难以对业务进行整合和创新。城市数字化要回归到真正聚焦居民和企业的需求上来，让城市能感知、会思考、有温度、可进化，让市民和企业享受无所不在、智能高效的贴心服务。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上海建设的城市数字治理最小管理单元，就是一条围绕精细化、从城市末梢出发的发展之路，这也是上海城市智能体建设的成果之一。长沙 “政务一朵云”的建设 ，以“一主多辅”“多云融合”“自主创新”的新模式，实现了智慧治理、惠民服务、产业经济、生态宜居的多项最佳实践。相信这样的新型智慧城市会越来越多，每位城市居民、每家企业都会有更多、更深切的感受。

单志广：“十四五”时期，智慧城市将进入深水区，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效果”和“运营”。效果上，城市数字化发展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真问题、真痛点、真堵点，强化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避免项目导向、技术导向、建设导向，从业务层面而非仅从技术层面体现系统价值，让老百姓对智慧城市系统有真切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通过城市数字化为人民群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城市数字化治理与服务。运营上，新阶段下智慧城市化发展要从以建为主转向长效运营、促进投建运一体化，更好地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构建政府引导、政企合作、多方参与、专业运营的价值生态。另外，各地应根据自身条件，探索创新符合自身发展的长效运营模式，长效运营评价要以百姓为中心，让市民真正参与项目的事中事后的评价，给项目打分。

问题10：2022年，哪些新技术将对数字化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所长林超：我们正处于下一个数字时代的开端。从2D互联网迈向3D互联网，从单一模型迈向通用模型，从移动互联网迈向多终端互联网。我比较看好，新的引擎技术对数字孪生的加速，5G环境下的无源物联网，AI在科研领域的大规模应用，能源物联网的发展，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及VR设备的普及等，感存算一体化芯片的发展，及车联网的普及。

　　知名科普UP主所长林超

车海平：人类文明演进，是一个不断探索人与自然和社会互动具备更优经济性的过程。当前全球以工业4.0/社会5.0等理念、愿景牵引的数字转型，其实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时代命题。物质、能量与信息是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每一次文明的阶跃式进步，都有相应作用于三大要素的工具革命。当前数字经济时代开展的数字转型，更侧重于知识生产体系的工具革命。人类在当前时代正用数字技术越来越有效且经济地构建数字世界，以期将意象世界和物理世界借由数字世界更好地协同起来，来求取人与自然和社会互动的更优经济性，这也是“绿色与数字”孪生双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的底层逻辑。当前热炒的元宇 宙概念，似乎主要凸显了意愿世界与数字世界的互动融合，在基本框架上，缺失了物理世界这一核心维度，所以在底层结构上是残缺不全的。知识经济和协同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尤其是面向生产者的数字服务生态，多方主体实时协同生产的场景不断涌现：AI等技术是知识生产活动的生产力升级的核心支撑；区块链技术，将为知识经济中，面向数字服务供给的多方主体协同生产活动展开，所需的可信环境构建，从生产关系升级维度提供支撑；数字孪生技术是行业语义与数字技术合力交汇的综合。促进知识生产和使用活动经济性提升的各类关键数字技术，其进展将极大地加速数字转型进程。

肖耿：对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技术是数字监管技术。新技术、新概念、新产业的涌现是数字经济的一个常态，主要原因就是数字经济的交易成本低，进入壁垒低，具有自然垄断趋势，会颠覆传统经济、也会冲击传统社会。因此，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其效率的提升，也依赖一个适当的监管环境与监管技术。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挑战，但最有借鉴价值的经验来自金融业。金融业经历了无数的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危机，危机后的强监管，及新的产品创新，新的危机，新的强监管。在这个过程中，财富被创造、洗牌、销毁、再创造，国家与企业也不乏大起大落，社会有进步也有退步。中国金融业发展在过去40多年可以说是突飞猛进，问题非常多，但整体发展非常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既有强力的监管，又有执着的市场化与开放动力。我相信中国的数字经济转型也会沿着类似的路径发展，前途无量。

作为华为云打造的智库顶尖IP，“桑田岛时间”已在苏州、青岛、长沙、北京等地留下足迹，聚集产学研媒大咖用精彩辩论，深度剖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道与术。着眼2022，此次桑田岛时间集结10位大咖，发问数字化转型难题并给出真知灼见，为新一年中国数字化转型答疑解惑。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进行时，桑田岛时间也将持续关注转型路上的“疑难杂症”，持续输出产业洞察和先锋观点，助力企业快步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